编者按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为弘扬长征精神，龙山县作家协会联合团结报文旅周刊，组织开展了“不忘来时路，永续长征魂”主题文学采风创作活动。作家们深入龙山县茨岩塘、石阡困牛山、印江木黄、酉阳南腰界等地，重走长征路，探寻红色足迹。

龙山县是一片红色沃土。1934年11月，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以茨岩塘为核心的根据地历时395天，其中在茨岩塘的时间长达257天。1927年至1935年间，有1.65万龙山儿女参加红军。1935年12月8日凌晨，红十八师从茨岩塘突围，转战湘鄂川黔四省十五个县，行程五千余里，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最后出发的队伍。

作者以小说形式创作了《最后出发》。作品以一名虚拟的红军司号兵“小石头”的视角，串联起茨岩塘、困牛山、木黄、南腰界等地的真实历史——困牛山上百余名红军战士砸毁枪支、纵身跳下七十多米高悬崖的壮举；木黄水府宫前红二、六军团的胜利会师；南腰界土地庙墙上历经风雨的《十大政纲》和那面被百姓藏在“水晶宫”里十几年的红旗。小说中“小石头”是虚构的，但他所见证的每一个瞬间、每一处地名、每一组数字——四千人出发、六百人到达——都有据可查。那些跳下悬崖、倒在路上、没能留下姓名的战士是真实的。龙山一万六千多个参加红军的年轻人是真实的。

九十年过去了，那些从望乡台出发的人再也没有回来，但他们的足迹刻在了这片土地上，融进了今天每一个龙山人的血脉里。

不忘来时路，永续长征魂。谨以此文，献给那一万六千个从龙山走出去的年轻人。

最后出发

张军

引子

七月十七日，清早。

上午八时许，龙山县城的果利河大桥下。

田发奎老师的越野车停在路边，双闪一明一灭，在薄薄的晨雾里像两颗跳动的心脏。

我坐在后一排中间的位置上，脑子里却空空的——采风已经开始了，可我连一个字都没想好怎么写。

透过车窗，看着果利河水在晨光里泛着暗青色的光。河面很宽，水流不疾不徐，在桥墩周围绕出一个个漩涡，像时间打出来的结。

发奎老师握着方向盘，回头看了一眼：“人到齐了，走。”

上高速前，我特意往窗外多看了几眼。茨岩塘望乡台的纪念碑在远处若隐若现，像一支倒插在山谷里的剑。我忽然觉得胸口一紧，像有什么东西揪住了心脏。

那种感觉来得莫名其妙，散去得也快。

我没当回事。

车子在高速上跑了两个多小时，进入贵州地界。山越来越大，路越来越弯。石阡的路牌出现时，山势骤然险峻起来。远处是层层叠叠的峰峦，近处是刀削般的崖壁，路就在半山腰上缠着，像一根灰色的细线。

田老师打开了雨刮器。外面并没有下雨，是山雾太浓，打在车窗上凝成水珠。

“前面就是石阡了，”田发奎看了看导航，“困牛山还有不到一个小时。”

困牛山。

来之前我看过一些资料。1934年10月，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西征至此，在甘溪遭遇国民党重兵包围。红六军团十八师五十二团，在甘溪战斗中负责断后，将敌军引至困牛山。八百多人最后只剩四百余人，退至困牛山。三面悬崖，一面是敌人。敌人把老百姓赶在前面当肉盾，红军不忍开枪，一百多名战士砸毁枪支，集体跳下七十多米高的悬崖。只有十几个人被崖壁上的刺蓬和树藤挂住，活了下来。

一百多个人，从悬崖上跳下去。

我把手机翻过来扣在膝盖上。手指有点凉，不是冷的——是另外一种凉，从骨头缝里往外渗。

车子拐过一个弯，远处出现了一座山。山不算高，但形状很怪，远远看去像一头卧着的水牛。牛头低垂，牛角抵着天，牛背上驮着一层薄雾。

“困牛山。”田发奎说。

我望着那座山。晨雾在牛背上翻涌，像一个慢慢醒过来的梦。就在这时候，我耳朵里忽然响起一个声音——是军号。很短的一声，像有人在山那边试着吹了一下，还没等它传远，就被风吞掉了。

我猛地坐直了身子。

“你……你们听到什么声音没有？”

大家侧耳听了听：“没有啊，什么声音？”

我看看其他人。向明海、甘秀珍在闭目养神，吴添春在手机上写笔记。没人听到军号。

“没事，”我说，“可能耳鸣了。”

但我心里知道那不是耳鸣。

第一章 困牛山

一

困牛山上的红军壮举纪念碑矗立在山腰。碑身呈火炬状，萧克将军题写的碑名在晨光里泛着淡淡的金色。我们沿着石阶往上走，四周安静得不像话——没有鸟叫，没有人声，只有风吹过灌木丛时发出的沙沙响，像很多人在很远的地方低声说话。

“1934年10月16日，”发奎老师介绍时，声音不大，但很沉，“红六军团十八师五十二团八百多名战士，在甘溪负责断后，掩护军团主力突围。断后任务完成后，剩下四百多人退至困牛山。”

“困牛山三面临河——黑滩河。南面、西面、北面都是悬崖峭壁，只有东面一条路上来。可东面的高地已经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四百多人，被困在这座山上，没有退路，没有弹药，甚至没有水。”

田发奎老师之前在党史办，对此很有研究，他顿了顿，眼睛望了一眼远处的山峦。

“最残忍的是——敌人从附近村子里抓了几十个老百姓，老人、妇女、孩子，用刺刀顶着后背，逼着他们走在前头当肉盾。红军战士枪口对着乡亲，手在发抖。”

“有战士冲团长田海清喊，团长，怎么办？田海清咬着牙说了一句话：不能打老百姓。”

“一百多名战士被逼到虎井沟的悬崖边上。他们把枪砸在石头上，一支一支地砸碎——那是他们用命换来的武器。砸完之后，他们手拉着手，高喊着‘红军万岁’，纵身跳下了七十多米的悬崖。”

虎井沟。我在脑子里重复着这个地名。虎井，虎跳下去都活不了，人跳下去呢？

一百多个跳崖的人，多数连名字都没留下。

我听着，却有些走神。

不是因为不专注。而是从踏上石阶的那一刻起，我耳朵里就一直有个声音——是军号声。

很轻，很细，像风从峡谷缝隙里挤出来，但确实是军号。嘹亮、短促、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紧迫。

我回头看了看身后，什么也没有。

其他人都围着在听讲解，没有人提到军号。

我想我大概是耳鸣了。龙山到石阡，一路颠簸，也许是血压上来了。

可那个声音一直没停。

后来我们走到虎井沟——就是当年红军跳崖的那段悬崖。我扶着栏杆往下看，几十米深的沟底，黑滩河在石头间流淌，水声沉闷。崖壁上长满了灌木和藤蔓，风一吹，沙沙作响。

就在这时候，那个声音又来了。

军号。

这一次不是一声，是一段。号声从崖底升上来，穿过藤蔓，穿过风声，穿过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耳朵。它不算响亮，但很坚决，吹的是我后来才知道的那种——集结号。在红军的号谱里，集结号的意思是把散落的战士召回来。

可这里没有散落的战士。这里只有一座空山、一条河，和九十年前沉在河底的骨头。

我闭上眼睛。号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响，像有什么东西正从崖底一步一步走上来。

然后我看见了他。

一个半大孩子，穿着一身过于肥大的灰色军装，单膝跪在崖壁上一块突出的岩石上，正把一支军号举到嘴边。风很大，吹得他的军装鼓起来，像一面旗。他头发短短的，脏兮兮的脸上全是血迹和污泥，但他吹号的姿势很端正——脊背挺得笔直，手指牢牢地捏着号嘴，每吹一下，腮帮子就鼓成两个球。

他的号声嘹亮、短促、带着不容置疑的急切。

然后他的号声停了。他回过头，往我的方向看了一眼——准确地说，是往我身后看了一眼，好像我身后站着别的什么人。

那张脸很年轻，顶多十四五岁。眼睛很亮。

“田团长，”他对着我身后那个不存在的人说，“我替你吹最后一回号。”

然后他把号举到嘴边，又吹了起来。

我的膝盖软了一下，整个人像被人从背后推了一把，向前扑去——不是肉体，是意识。我的意识脱离了身体，飘下去，落下去，像一片落叶，慢慢悠悠地降到那块岩石上，降进了那个孩子的身体里。

我变成了他。

或者说，我开始“看见”他所看见的一切。

二

民国二十三年，农历九月初八。我只记农历，因为我从小到大没摸过日历。我叫小石头，十五岁，也可能十四岁。没人说得清我到底多大，连我自己都说不清。

我是红十八师五十二团的司号兵。我们团长叫田海清，师长叫龙云。我从江西瑞金出发的时候，老爹在村口的大樟树下送我。他蹲在树根上，抽了整整一袋烟，一个字没说。等我快走远了，他才在背后喊了一句：“崽，记住——石头命硬，摔不碎！”

我记住了。可是后来在湖南道县过潇水的时候，我一个趔趄摔进河里，差点被冲走。是老班长揪着我的衣领子把我提上来的。上来之后老班长骂了我一顿：“你爹说石头命硬，我看你就是个瓷碗，一摔就碎。”我说我不叫瓷碗，我叫小石头。老班长笑了，从此全团都叫我“瓷碗”。

我不喜欢这个外号，但田团长说，瓷碗碎了还能锔，怕什么——越锔越结实。我想想也是，就允许他们叫了。除了田团长，他从来不叫我的外号。他叫我“小石头同志”。

“小石头同志，你的号吹得不错，”他有一次擦着他的驳壳枪跟我说，“等革命胜利了，我推荐你去文工团。”我说我不去文工团，我要跟着团长。他笑了，摸了摸我的头，没再说什么。

他头上有几根白头发。我帮他拔过。他说拔一根长十根，不如不拔。

三

甘溪那一仗，我们吃了大亏。

我们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从江西出发的时候有九千七百多人，号称“红六军团”。其实到了甘溪的时候，人已经折了快两千。国民党调了二十四个团围堵我们，湘军、桂军、黔军，黑压压的一大片。我们在甘溪跟敌人撞上了，一场血战，部队被打散了，断成了三截。

军团主力拼命往南突围，我们五十二团留下来断后。

八百多号人，挡住了敌人不知道多少次冲锋。天黑了，枪声稀了。田团长清点人数——八百多人的团，能站着的不到四百，还有几十个重伤员躺在担架上。

田团长走到我跟前，看了看我怀里抱着的军号。那把镐是铜的，黄澄澄的，虽然磕出了好多坑，但我每天都擦。号在人在，这是老号兵传下来的规矩。

“小石头，”他说，声音不像平时那么大了，“明天天不亮就走。你跟着我。”

“团长，我们往哪走？”

他沉默了一会儿：“西边，困牛山。”

“困牛山？”

“能把牛困住的山，也能困住敌人。”他说，“我们往那边走，把追兵引过去。主力往南走了，我们往西，给他们拉开一条生路。”

“然后呢？”我问。

他没回答。他转过头看着远处的山，山那边还有山，看不到尽头。

那天夜里下了小雨。我缩在一块大石头下面，把军号揣在怀里，怕淋湿了。雨不大，但很冷，打在树叶上沙沙地响。我睡不着，就摸出田团长给我的那三枚铜钱——是用红线穿着的，已经被摸得发亮。他说这是他娘求的平安符。我说团长你留着，你比我需要。他说我娘给我求了好几个，这个给你。

我攥着铜钱，听着雨声，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四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们就开始往困牛山撤。走了一天一夜，翻了多少座山我已经数不清了。我的草鞋底磨穿了，脚底板磨出了血泡，血泡破了又结痂，结了痂再磨破。疼得厉害的时候我就想老爹那句话：石头命硬，摔不碎。

困牛山到了。山不大，也就五百来米高。但是三面都是悬崖，下面是黑滩河。河不深，可是河床里全是乱石，从崖上摔下去绝无生还的可能。只有东面一条路可以上来——但那边的制高点已经被国民党的部队占据了。

我们被围在了山上。

天亮之后，敌人开始进攻。先是炮，炮弹落在山头上，炸得碎石乱飞。我趴在一块大石头后面，把军号和铜钱都护在怀里。炮停了，步兵开始往上冲。田团长站在最前面，手里握着驳壳枪，一边打一边骂：“白狗子！有本事跟老子单挑！躲在炮后面算什么好汉！”

我们在鼎罐堡一带挡住了敌人的三次冲锋。地上横七竖八躺满了尸体，有敌人的，也有我们的。老班长在我左边不到三步远的地方被打中了脖子，血喷出来，他张了张嘴，像是想跟我交代什么，没说出来，就倒下去了。倒下去之后眼睛还睁着，往我这边望着。

后来我爬过去，伸手帮他把眼睛合上了。

田团长也受了伤，左胳膊被子弹擦了一道口子，他用绑腿随便缠了缠，血还在往外渗。

中午的时候，龙云师长从崖壁上的陡坡往河沟方向突围。他走之前对田团长说：“海青，我带人先下去，你守住阵地，等我们到了河对岸，你们也撤。”田团长点了点头。龙师长看了看我：“小号兵跟不跟我走？”我看看田团长，田团长冲我挥挥手，意思是让我跟师长走。我摇了摇头。我说：“师长，团长的号得有人吹。”龙师长没再说什么，带着两百多人攀着崖壁下去了。那道崖壁陡得吓人，人得像壁虎一样贴着石壁往下蹭。我眼睁睁看着两个战士没踩稳，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掉下去，砸在黑滩河的乱石上。

五

下午，敌人又上来了。

这一次不一样。他们不再硬冲，换了一个歹毒的法子——把附近村子里的老百姓赶在前面，用枪顶着老百姓的后背，一步一步往我们的阵地上逼。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老汉，满头白发，驼着背，肩上还扛着一个三四岁的女娃。女娃在哭，哭得撕心裂肺。老汉身后跟着一个年轻女人，应该是他的儿媳妇。再后面是更多的老百姓——有老头，有老妈妈，有抱娃娃的婶子，还有几个光脚的孩子。

老百姓后面，密密麻麻全是国民党的兵。

“红军弟兄们！”敌人在喊，“不要开枪——这些都是你们的父老乡亲！”

田团长站在阵地前面，握着驳壳枪的手在发抖。他咬着牙，脸上的肌肉一抽一抽的。

有战士急了：“团长！打不打？打不打？”

“不能打老百姓！”他一字一字地咬着说。

他把枪放低了，枪口指着地。其他战士也放低了枪口，谁也不愿意伤到走在最前面的那些老人和孩子。

敌人越来越近了。我们只能把枪口抬高，朝天放空枪。敌人却肆无忌惮地朝我们射击。身边的战友们一个接一个倒下。有人倒下去的时候还在骂：“操你妈的白狗子——"

那个走在最前面的老汉忽然站住了。

他站在我们阵地和敌人阵地的正中间。他回过头，看着身后那些国民党兵，说了一句话。隔得太远，我听不清他说了什么，但我看见他挺直了驼了一辈子的腰。

然后他转过身，面对着我们的阵地，慢慢举起了双手。

他的嘴在动。我听不见，但看懂了。

“开枪。”

他让红军开枪。

他让红军朝他开枪——朝一个手无寸铁的老汉开枪——这样他身后那些用刺刀顶着老百姓的敌人就会暴露出来。

没有人开枪。

老汉在等。我们也在等。

然后他猛地往前一扑，整个身体扑倒在地上，把身后的国民党兵完全露了出来。

“打！”田团长吼了一声。

枪声响了。

双方交上了火。但是敌人太多了，我们的弹药太少了。而且老百姓还夹在中间，我们每开一枪都要犹豫，生怕伤到他们。

我看见田团长站起来，站在阵地最前面，不要命地朝敌人倾泻火力。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胸口。他晃了晃，没倒。又一颗，打中了他的肩膀。他还是没倒。第三颗子弹——我后来才知道，那颗子弹是从那个扑倒后又被敌人射杀的老汉刚才站立的位置飞来的——打中了田团长的额头。

他倒下去了。

倒在我面前三步远的地方。

我扑过去，抱起他的头。血顺着他的太阳穴流下来，滴在我的手背上。他张着嘴，好像还想说点什么。是想哼花鼓戏呢，还是想叫我一声“小石头同志”呢，没人知道了。我把他的眼睛合上了。他的手还攥着我帮他拔过白头发的那把枪。

六

天快黑了。我们还剩一百多人，被逼到了虎井沟。弹药快打光了，四面都是悬崖，下面就是黑滩河。

三营长站出来。他的左腿被子弹打穿了，站不太稳，是用枪撑着地的。

“同志们——咱们红五十二团，从湘鄂赣一路打到这里，没给红军丢过脸！”他的声音沙哑得像用砂纸刮铁皮，“今天，咱们怕是走不了了。但是有一条——咱们不投降！”

“不投降！”有人跟着喊。

“不投降！”更多人喊起来。

“把枪砸了！”三营长吼道，“不能让白狗子拿咱们的枪去打老百姓！”

第一个人砸了枪。是把好枪，汉阳造，跟了他三年，枪托上刻着他的名字。他砸在石头上，枪托断了，枪管弯了。

第二个人砸了。

第三个。

第四个。

然后，第一个战士走到悬崖边上。他回头看了看身后的战友们。有人喊了一声“同志——”，他笑了笑，那笑容很奇怪，像是卸掉了什么东西。然后他跳了下去。

一个。

两个。

三个。

十个。

二十个。

三十个。

黑压压的人群像退潮一样朝崖边走。灰布军装在风里猎猎作响，一个接一个往下掉。我看见有一个跳下去之前，把胸口的红星摘下来，亲了一下，又贴回去了。有人手拉着手一起跳。有个年纪很轻的小战士——顶多十四岁，跟我差不多大——站在崖边上犹豫了一下，风把他的军帽吹掉了，他弯腰想去捡，帽子被风卷走了，在崖壁上翻了几个跟头。他直起身，看着那顶帽子消失在崖底的水雾里。然后他就没再犹豫，直接跳下去了。

我没有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跳。

可能是因为田团长说过，号兵的责任不是打仗，是吹号。你可以死，但不能在号还没吹完的时候就死。

所以我站上了那块最高的石头。我用袖子擦了擦号嘴——上面有陈世荣的血，也可能是别人的血。我把号举到嘴边。

集结号。

在红军的号谱里，集结号是把散落的战士重新召集的信号。我在困牛山的虎井沟上吹起了集结号——不是为了把活着的战友召回来，是想把那些跳下去的战友送到一个他们还能继续战斗的地方去。

号声在崖壁上撞来撞去，回音叠着回音，像很多人一起在吹。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掉下去的。可能是脚滑了，也可能是敌人的子弹终于找到了我。我只记得往下坠的时候，手还死死攥着军号，号声在山谷里拖成一道长长的尾音。

然后有藤蔓缠住了我的腰。我被挂在了崖壁上，像一件晾在绳子上的灰布褂子。

七

“张军？张军——”我猛地睁开眼睛。眼前不是崖壁，不是藤蔓，不是黑滩河——是同行老师的脸。

回过神来的我，慢慢地站起来。膝盖有点发软，伸手扶住栏杆。脑海里却浮现出四个字——“最后出发”。

抬头看了看天空，正当午的太阳晃得人眼睛睁不开，不知怎么的，回想起刚才神游的一幕幕，眼睛里涩涩的。

拿起手中的饮料猛喝了一口。甜的，但我嘴里其实什么味道都尝不出来。满脑子都是那个吹号的孩子。

后来我才知道——在困牛山跳崖的那一百多个战士里，真的有一个司号兵活了下来。他叫陈世荣，跳崖的时候被藤蔓挂住，第二天自己爬出来了。被一个叫陈国善的村民救下后，他改了名，藏了很多年，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说出自己的身份。他每年重阳节都回困牛山祭拜战友。他活到了2001年。

他在虎井沟的崖壁上藏了一把军号。后来被人找到，收藏在“红军长征在石阡”陈列馆里。

我在手机上搜到了那张照片——一把铜号，锈迹斑斑，号身磕出了好几个坑。

跟崖上那个孩子手里拿着的一模一样。

第二章 木黄

一

从困牛山下来，车里的气氛明显变了。没有人说话，窗外的山一座一座往后退，大家都在各自想着各自的事。

下一站是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木黄镇。

路上，田老师在车上给我们讲木黄会师的经过。

“1934年10月24日，红六军团到达木黄，与贺龙率领的红三军胜利会师。这是长征途中的第一次会师。红六军团出发时有九千七百多人，会师时只剩下三千三百多人——困牛山那一仗，五十二团基本没了，龙云师长后来被俘，在长沙就义。”

“当时红三军也只有四千多人。两支疲惫之师加起来不到八千人。但就是这八千人，后来合成了红二方面军的核心——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

木黄到了。这是一个被梵净山四面环抱的小镇，青山合围，中间一条木黄河缓缓流过。镇子安静得很，街上行人不多。

我们首先去了会师纪念馆。一棵巨大的古柏树矗立在村头——会师柏。

说是“柏树”，其实是两棵长在了一起，根连着根，枝交着枝，像一个庞大的拥抱。据说1934年10月24日那天，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和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就是在这棵树下完成了会师。

我站在树下，把手掌贴在树干上。树皮粗糙如鳞，触手处沁着一层凉意。这棵树快一百岁了。它看到了那一天的每一张脸。

红二、六军团木黄会师纪念馆。这是一座古旧的庙堂建筑，天井里的青石板被岁月磨得光亮，头顶一方天空从四合的屋檐间漏下来。

我站在天井正中，仰着头看那片四四方方的天。九十年前的十月二十四日，那些穿灰布军装的人也站在这个天井里——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关向应，还有三千三百个从甘溪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他们在这里开会，决定下一步往哪走。那时候长征才刚开始，前方还有几万里的路，他们不知道能不能走完。但是这天井里的阳光，晒得每个人都很暖和。

我的手指又开始发凉。那个感觉又来了——不是军号声，是脚步声、说话声、很多人聚在一起的嗡嗡的嘈杂声。声音从头顶那片天井里灌下来，像一场看不见的雨。

我在天井正中间的石板上，看见了小石头。

二

我从黑滩河的崖壁上被人救下来的时候，已经是跳崖之后的第二天了。

救我的是一位苗族大叔，姓吴。他在黑滩河下游打鱼，远远地看见崖壁上挂着一个灰色的东西，走近一看是个人——还活着，只是昏死过去了。他把我从藤蔓上解下来，背回了他家。吴大叔的老婆给我熬了一碗苞谷粥，我三天没吃东西了，那碗粥烫得我满嘴起泡，可我觉得那是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东西。

我在吴大叔家躺了五天。他自己也是一贫如洗——一间茅草屋，一张竹床，灶台上只有一口铁锅。但是他把他家仅有的一小罐盐拿出来，给我洗了伤口。我问他你不怕白狗子来搜？他说怕什么，白狗子来搜十次了，搜了十次，没搜到一个红军。

第六天，我决定去找队伍。吴大叔给我包了几个红薯，又往我怀里塞了两块银圆。我不要，他硬塞。

“红军崽，拿着。”他的眼神很硬，语气却软得像山泉水，“活下去。替那些跳了崖的红军活下去。”

我在山里转了整整八天。饿了啃红薯，渴了喝溪水，冷了找个山洞缩一宿。有一天夜里我困在一条山涧里，雾大得伸手不见五指。我又累又饿，脚上的伤口又开始流脓，蹲在石头上觉得自己可能走不出去了。

然后我看见了一点火光。很小，像是火把，在山涧那一头晃来晃去。

我顺着火光爬过去——一个老头子，背着一杆鸟铳，叼着一根长烟杆，蹲在路边抽旱烟。

“哪个？”他听见动静，警惕地端起鸟铳。

“老乡……我是红军……”我实在编不出别的词了。

他借着火把的光，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看见我身上破破烂烂的灰布军装和那颗被血染黑的红星，他把鸟铳放下了。

“娃子，你走迷了。”他说。

“我要找队伍。”

“往哪找？”

“你们这边有大部队。木黄那边，说是在会师。”

他抽了一口烟，吐出来，火把的光映在他脸上的皱纹里，沟壑纵横。

“跟我走。”他说，“翻苗王坡。”

他姓龙，是梵净山里的一个猎户。他说他打了一辈子的猎，没走过红军不认识的路。苗王坡是梵净山里最险的一道山口，过了苗王坡就是木黄。他扛着一杆猎枪在前面开路，我跟在后面，一手拄着捡来的棍子，一手捂着腰上的伤口。天太黑了，脚下的路全是碎石和青苔，我摔了不知多少个跟头，每次摔倒，龙大爷就把烟杆往嘴里一叼，回头把我拉起来，一句话不说，继续走。

天蒙蒙亮的时候，我们从一片密林里钻出来。龙大爷站在山坡上，指着山下。

“木黄。你的队伍在那儿。”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山下的田坝里，到处是红旗。灰布军装的人成群成群地走来走去，有人在河边洗脸，有人在晒被子，有人在大声唱歌。

“去吧。”龙大爷拍了拍我的肩膀。他的手掌又大又硬，跟田团长的手一样。

我谢过他，磕了个头——苗族人不兴磕头，他愣了一下，把我拉起来。

“磕什么头，你们红军为我们穷人拼命，该我给你们磕头。”

他说完就转身走了。猎枪横在肩膀上，烟杆别在腰间，很快消失在山林里。

我后来没有再见过他。但我一辈子都记着那条苗王坡的山路——那天夜里，一个老猎人，走在前面给我带路。他用火把的光，照过的那条路，我走了七十年都没忘。

三

木黄。

我拄着一根木棍，晃晃悠悠地走进水府宫。院子里到处都是红军战士——红六军团的，红三军的，虽然互不相识，但看到对方帽子上那颗红星，眼睛里亮得跟过年一样。

一个红三军的战士看见我这副模样，愣了愣：“小同志，你哪部分的？”

“红六军团十八师五十二团司号兵——”我挺直腰板回答，尽管腰板已经直不太起来了。

院子里一下子安静了。

“五十二团？”那个战士看着我，半晌说不出一个字来。

有人跑去叫来了一个参谋。参谋看见我，先是盯着我怀里那把军号——上面还有干涸的血迹——然后上下打量我身上破得像抹布一样的灰布军装。

“田团长……"

“田海清团长，牺牲了。”我说。

参谋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龙师长呢？”

“带着先头部队从崖壁上突围了，后面又听说被俘了。其他的……都不在了。”

水府宫的天井里，阳光忽然暗了一瞬。云遮住了太阳。

这时候，院子里走进来一群人。走在最前面的两个人，一个高大强壮，留着浓密的一字胡，笑声像打雷一样隔着半座山都能听见；另一个身材清瘦，戴着圆框眼镜，脸色蜡黄，时不时咳嗽几声——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疟疾发作。

“贺军长——”参谋迎上去，低声说了几句。

贺龙走过来，站在我面前。他比我高出一大截，我得仰着头才能看见他的脸。他看了我很久，伸出一只粗糙的大手，按在我肩膀上。那只手真大，真热，像一小片太阳。

“小同志，”他的声音很低，跟他的笑声完全不一样，低得像大鼓的闷响，“你们的牺牲，红军永远记着。”

我使劲忍着眼泪。我的眼泪在困牛山就流干了，但被贺龙这么一拍，那些干了的眼泪好像又泛了上来。我没哭出来。我以一个红军司号兵的身份，给他敬了个军礼。虽然手在抖。

“你会吹号？”

“会！”我说。

“吹一个给我听。”

我把军号举到嘴边，吹了一段。是我最拿手的一段——冲锋号。号声在水府宫的天井里炸开了，撞在墙上弹回来，又撞在另一面墙上再弹回来，像有几百个人在同时吹。

贺龙哈哈大笑：“好！吹得好！小鬼，你以后就跟着我。”他顿了顿，又说：“等明天，咱们到南腰界开个大会。你给八千个同志好好地吹一回。”

“是！”

四

我留在木黄养伤。贺龙给我指定了一个老乡家——姓杨的土家族大哥，人很老实，老婆杨大嫂更是心善。他家穷得叮当响，顿顿吃红薯野菜汤，但杨大嫂每次盛饭，都先给我盛，碗里的红薯块比他们自己碗里多一倍。

有一天晚上我睡不着——腰上的伤口疼得厉害——爬起来走到村口。那棵会师柏在月光下像一座巨大的剪影。我坐在树下，摸了摸怀里的军号和三枚铜钱。

杨大嫂不知什么时候也出来了，披着一件破棉袄，蹲在我旁边。

“红军崽，你想什么呢？”

“想团长。”

“你的团长？”

“嗯。他死了。死的时候我就在旁边。”

杨大嫂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她从兜里掏出一样东西塞进我手里——是一小截腊肉。她家就剩这么多了。

“拿着。”她说，“等你伤好了去打白狗子。打完了回来，嫂子给你杀一整头猪。”

我手里攥着那截腊肉，头一次在离开困牛山之后哭了出来。

住了半个多月。一天清晨，杨大哥从镇上赶场回来，带回来一个消息：红军的大部队在南腰界开过大会了，已经往西进去了。我当即就跳起来，收拾东西要走。杨大嫂拦不住，把她家最后一块腊肉塞进我的包袱里。我说不要，她急得掉眼泪。

“红军崽，你活着回来就行。嫂子不指望你带什么。就活着回来。”

我走了很远，回头看，杨大嫂还站在村口，破棉袄在风里晃着。她在擦眼泪。

后来我才知道——红军走后没几个月，杨大哥被还乡团以“通匪”罪名抓去杀了。杨大嫂一个人拖着三个孩子，给地主家洗衣服、做苦力，硬是把孩子拉扯大了。她活到了九十多岁，临终前还问她儿子：“那个红军崽……后来怎么样了？”

没有人能回答她。

第三章 南腰界（上）

一

第二天上午，我们从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城出发，前往南腰界。田力是前一天晚上赶到的，加入了我们的队伍。

南腰界在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境内，从印江过去，全是弯弯绕绕的山路。车子在崇山峻岭之间盘旋了将近两个小时。窗外的景色从贵州的峰峦变成了重庆的峡谷，山更大了，沟更深了，云更低了一一好像伸手就能抓到。

南腰界到了。这是一个被群山包裹的古镇，渝黔交界处的一块红色土地。1934年6月，贺龙率领红三军进驻这里，把这里打造成了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的中心。

1934年6月到10月，贺龙和关向应就住在这里。整整四个月。中国革命历史上很多重要的决策，就是在这里的那方天空下做出的。

南腰界纪念馆的何立双老师专程赶过来，给我们讲南腰界的历史。

“红三军进驻南腰界之后，以南腰界为中心，建立了十七个区苏维埃、一百多个乡苏维埃政权。打土豪、分田地、建兵工厂、办红军学校，这里成了一个红色的政权中心。”

“1934年8月，贺龙率主力去印江迎击来犯之敌，伪团总冉瑞廷和儿子冉崇侯趁机杀回来，残杀了留守的红军伤病员和游击队员。贺龙闻讯大怒，立即派部队连夜赶回来围剿。冉瑞廷跑了，冉崇侯裹挟一百多名群众退入大坝祠堂——冉氏祠堂，负隅顽抗。”

“红军围了半个月。为什么迟迟不攻？因为祠堂里还有一百多个无辜的老百姓。红军怕伤着群众。一边围困，一边让被困群众的亲属在祠堂外面喊话，让他们找机会逃出来。等老百姓都脱险了，红军才发动总攻。”

何老师顿了顿：“冉崇侯趁夜色突围，被当场击毙。后来有人在墙上写了一行字——‘冉瑞廷两爷子死得成’。那是老百姓写的，一口土家族方言。那行字现在还在那面墙上，风吹雨打，字迹依然清晰。”

我在手机备忘录上记下：冉氏祠堂。十六天围困。老百姓先放出来再攻。

然后我们去看了红军街。街不长，拢共只有三百来米，窄窄的石板路两旁是鳞次栉比的木质吊脚楼。红三军宣传队旧址、油印办公室旧址、红军大学遗址——每一扇木门上都挂着铭牌，告诉后来人：九十年前，这里住着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理想。

我们走到红军街拐角处，何老师停了下来。

“看这个。”

四四方方一座小庙，在街角缩着，稍不留神就错过了。土地庙。侧面墙壁上，有一片墨迹——笔画苍劲，虽然历经九十年的风雨，但依然清晰可辨：

“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二、没收外国资本家的企业和银行；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

《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

“这是红三军宣传队队长樊哲祥用毛笔写的，”何老师说，“1934年6月，趁着赶场天写的。当时识字的人不多，他一边写一边给围观的老百姓大声解释。写到第七条‘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耕地归农’的时候，人群里变了脸色——那个脸色变了的人，是冉瑞廷的探子。”

“他挤出人群，跑回去报信了。冉瑞廷听说红军要分他的地，暴跳如雷，当天晚上就派人提着石灰水往土地庙赶，要把墙上的政纲抹掉。”

“但是——”何老师笑了笑，那个笑容很温和，像是讲到了某个让人心里暖和的段落，“那帮人做贼心虚，刚摸到庙墙边上，墙旁边马厩里的红军军马忽然打了个响鼻——呼哧呼哧几声——把那帮家伙吓得扔下工具就跑。墙上的政纲就这么保住了。”

我站在那里，看着那堵墙。

马打了个响鼻，吓跑了要来擦掉革命标语的人。这不是童话，是真的。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这堵墙，就是在那个黑漆漆的夜里，一匹马的呼噜声，把这段历史给救了。

“红军撤走之后，”何老师接着说，“南腰界的老百姓怕敌人再来破坏，想了个土办法——用加了盐巴的石灰水先把墨迹描一遍，填实了，再调上黄泥巴、草木灰、锅烟灰，把整面墙糊得严严实实，看起来就是一堵没人管的旧泥墙。”

“这一藏，藏了十几年。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年在这面墙前宣誓参加游击队的冉隆昌，凭记忆确认了位置，让大家小心地刮开泥灰，那些字又重见天日了。”

他指着土地庙上部：“你们看庙顶那个小阁子——那就是‘水晶宫’。老规矩，土地庙顶上都修一个水晶宫，用来防火。但南腰界这个水晶宫，藏过一样更值钱的东西。”

“红旗。”黄光耀老师接上话，“一面绣着镰刀斧头的红旗。冉隆昌藏的，藏了十几年。”

二

1934年8月，南腰界。

贺龙站在余家桶子的天井里，面前站着一个年轻人——冉隆昌，南腰界游击大队队长。

“红旗是革命的象征，大刀是革命的武器。”贺龙把那把柄上刻着“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刀和那面绣着镰刀斧头的红旗，交到冉隆昌手里，“你要用这把大刀保卫红旗，将革命进行到底，用它砍出一个新世界来！”

冉隆昌站得笔直：“打铁不怕火烫脚，革命不怕砍脑壳！”

那时候我也在场。我是跟着贺龙来南腰界的，编在红二军团司号排。排长看我吹号硬气，又是从困牛山跳崖活下来的，二话没说就收了我。

南腰界的日子真好啊。虽然每天都可能挨枪子，但我心里踏实。贺龙领着我们淘井——镇外有一处叫“牛滚凼”的水塘，是以前牛打滚的地方，水浑得发黑。贺龙第一个脱了鞋跳下去，用木瓢往外淘泥。我也跟着跳了下去，泥水没到腰，凉得我一个激灵。镇上的老百姓见了，纷纷拿着木桶木盆下来帮忙。三天之后，井水清了，甘甜甘甜的。任弼时政委舀起一碗一饮而尽，说了句：“南腰界根据地的水真甜啊。”

老百姓后来给这口井起了个名字：红军井。到现在还在用。

赶场天最热闹。土地庙前那条街上，四面八方来的山民摆摊做生意。樊哲祥队长趁赶场天在土地庙墙上写《十大政纲》，墨迹还没干，就有人跑去给冉瑞廷报信了。当天晚上冉瑞廷派人来抹墙——我晚上起来撒尿，路过马厩的时候听见军马在打响鼻。那帮家伙刚提着石灰水摸到庙墙边上，被马鼾声吓得屁滚尿流。

马鼾声保住了标语。这件事我也在场。

南腰界的日子让我几乎忘了困牛山。可是每到夜里，我躺在床上摸着那三枚铜钱，还是会梦见田团长额头上那个弹孔。有时候我想，如果我没有跳崖，我会不会也死在那里？如果我不死，革命要走到什么时候才算完？我想不明白这些。但我明白一件事——贺龙说的“一个拳头打人，一股绳拉船”。

红军主力开拔之后没几天，游击队因叛徒告密被民团包围。冉隆昌带着几个弟兄拼死突围，身上挨了好几刀，硬是揣着那面红旗冲了出来。他把大刀用油纸包好，藏在自家屋梁的裂缝里，然后趁夜色，一个人摸回了土地庙。

他爬上了庙顶。那地方叫“水晶宫”，是土地庙的防火层。按老话说，没人敢在神仙头上动土，所以那里最安全。

冉隆昌把那面红旗裹了一层油纸，塞进了水晶宫的木梁缝里。

然后他回头看了看南腰界的山。月光下，那些山黑黢黢的，像几头卧着的巨兽。他从庙顶跳下来，一个人消失在夜色里。

后来他九死一生，一直在找机会去追红军主力，但始终没能追上。他活了下来，改名换姓，在南腰界周围的群山里躲了十几年。每隔几天，他会趁着夜色悄悄摸到土地庙附近，远远地看上一眼——庙还在，墙上的标语被百姓用黄泥巴糊着，红旗还在水晶宫里，没人发现。

那是他活下去的理由。

1953年，冉隆昌回到南腰界，爬上土地庙的庙顶，从水晶宫的横梁缝里取出了那面红旗。红旗被油纸包着，十几年过去了，颜色淡了些，但镰刀斧头的图案依然清晰。

他把红旗交出来的时候，掉眼泪了。他这辈子打过大仗、杀过仇人、躲过追捕、见过太多人死，从来没哭过。取出红旗那天，他哭了，哭得像个孩子。

他对着墙上历经沧桑的《十大政纲》敬了一个军礼。

如今那面红旗被保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里。

三

南腰界还有一个护旗的人，叫符治义。他比冉隆昌小几岁，加入游击队时只有十七岁。

他第一次见到贺龙，是在余家桶子外的山坡上。那天他正在放牛——那时候他给冉家地主放牛，经常挨打，饿肚子是常事。一个蓄着一字胡的大个子走过来，蹲在他面前。

“小鬼，放牛呢？”

“嗯。”

“你是本地人？”

“嗯。”

“你们村上的老百姓都躲到哪去了？把他们都叫回来。红军不打老百姓，红军给穷人撑腰。”

大个子把烟袋递给他，让他抽一口。他不敢。大个子哈哈大笑，带他进了院子，吩咐人给他端了一碗饭，还加了块肉。

符治义这辈子第一次吃饱了饭，也是这辈子第一次有人叫他“同志”。

后来他才知道，那个请他吃饭的大个子就是贺龙。

符治义在土地庙前举手宣誓，加入了南腰界游击大队。对着墙上那十条政纲，一字一句地念。念到第七条“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耕地归农”的时候，他的手在抖——他想起自己放过的那些牛，没有一头是他家的。

红军撤离南腰界后，符治义所在的游击队掩护主力，在木黄蚂蟥山一带与还乡团激战。战斗中，扛旗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倒下去——第一个人被打中了胸口，第二个人被打中了脑袋，第三个人被子弹削掉了半只耳朵。敌人专门瞄准旗手打。但旗不能倒。

“人能死，红旗不能倒！”

符治义喊了一声，冲上去，从倒下的战友手中接过旗杆。也就在那一瞬间，一排子弹扫过来，打中了他的右腿。他跪倒在地上，血流了一地。但他死死攥着旗杆，把红旗撑在面前。

这时身后一阵马蹄声。有人从马上跳下来，把他扶住了。

“小鬼，伤得重不重？”

是贺龙。贺龙把自己的马让给了他——“上来，我牵着你走。”符治义说他不会骑马，贺龙扶他上去，他才一坐稳就从马背上栽了下来——腿伤太重了，根本夹不住马肚子。

贺龙把他背到路边，让卫生员给他包扎。临走时说：“小鬼，好好养伤。腿好了接着革命。”

符治义把被打得千疮百孔的红旗藏在了山间的石头缝里。后来他把旗刀和旗笼也藏起来，做好标记。直到1975年，他才找到这些遗物，捐给了博物馆。

“人能倒，人能死，但是红旗不能倒——这是他们部队的规矩。”符治义的儿子符宁江后来对人说。

我站在土地庙前，把这些都记在了备忘录上。记完之后我抬起头，看了看庙顶的水晶宫——那么小，那么不起眼，谁也想不到它在漫长的十几年里，悄悄守护着那么大的一个秘密。

我还想看一眼那匹马打鼾的马厩。马厩已经不在了。但那个夜晚，那匹马的一声响鼻，留在了南腰界的每一块青石板底下。

第四章 茨岩塘

一

从南腰界返回龙山的路上，我一言不发。

1927年到1935年，八年时间，龙山县有一万六千人参加红军。其中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时期参军的就有九千多人。你们想想，一个县，一万六千人走出去了——这在当时龙山县的总人口里占多大的比例？几乎每个村子、每个家族，都有人跟着红军走了。而这些走出去的人，绝大多数没有回来。

回来的第二天，我专程又去了一趟茨岩塘，“有个数据，”在茨岩塘湘鄂川黔革命根据纪念馆里，讲解员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统计，龙山县登记在册的烈士有三千多名。但这只是登记在册的，还有更多的人——连名字都没留下来。”

一万六千。我在心里把这个数字咀嚼了一遍又一遍。当年龙山县总人口不过二十来万。一万六千人，相当于每十二个人里就有一个参加了红军。这些人中有像小石头那样半大孩子，有像田海清团长那样的老兵，有像老彭那样拖家带口的本地游击队员，也有像冉隆昌和符治义那样后来没有随主力长征、留下来坚持斗争的地方武装。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战场上倒下了。一部分人在长征路上倒下了。一部分人被俘后被杀害了。只有极少数人走到了陕北，走到了抗日战场，走到了解放战争，走到了1949年天安门广场升起那面五星红旗的时刻。

而更多的人——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他们只知道，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为穷人死，值。

1935年5月6日，湘鄂川黔省委、省革委会、省军区机关从永顺塔卧迁至茨岩塘。在此后的二百三十三天里，这座龙山县的小镇成了根据地的首府。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在这里指挥了一场又一场战役。忠堡大捷、板栗园大捷、芭蕉坨大捷、象鼻岭大捷——这支不到两万人的部队，在湘鄂川黔四省边界，拖住了三十万国民党大军，更加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长征。

这里是“武陵山中遵义城”。

而这里也是长征最后出发的地方。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主力从桑植刘家坪出发长征。红十八师奉命留守茨岩塘，迷惑和牵制敌人。师长张正坤，带领三千多名战士，面对十万敌军。他们坚守了将近二十天，在主力安全转移后，于1935年12月8日凌晨，从茨岩塘望乡台突围。

这是中国工农红军中最后一支出发长征的队伍。

他们被称为“最后的出发者”。

在望乡台，红五十二团一个班的十二名战士和茨岩塘游击队四十多名队员，共计五十余人，阻击国民党四千多人的进攻。子弹打光了扔石头，石头扔完了拼刺刀，拼到最后一个。五十多人全部牺牲在望乡台的峡谷口。

五十多个人，挡住了四千多人。

而从1927年至1935年，龙山县有一万六千人参加红军。一万六千个年轻人走出了这片大山。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再也没有回来。

返程时，我在纪念馆买的一把铜号复制品。小小的，做工粗糙，但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车子经过望乡台的隘口。我望着窗外高耸的崖壁和咆哮的瀑布，耳朵里忽然又被那个声音灌满了。

冲锋号。

集结号。

还有张正坤师长的四个“不怕”——不怕敌人强大，不怕环境险恶，不怕疲劳困苦，不怕流血牺牲。

我闭上眼睛。这一次，我不再抵抗那个感觉。

我让它进来。

二

1935年11月19日。主力走了。

茨岩塘一下子空了。那个热闹得跟过年一样的“首府”，现在只剩下我们十八师的三千多人。兵工厂停了——能带走的机器都带走了，带不走的就地销毁。医院里还有些重伤员走不了，护士们守着他们，谁也不说话。

我呢？我已经不是那个在困牛山崖上吹号的小鬼了。这一年多，我从红二军团调到了十八师师部警卫班，还是当号兵。张正坤师长对我好，说我号吹得稳，有老号兵的味道。其实我才十六岁，哪来的“老”字。

张正坤是个大高个，宁乡人，打了一辈子仗，浑身是伤。他有个外号叫“游击专家”——声东击西、避实击虚，玩得溜熟。贺龙走之前专门把他叫到跟前：“正坤，这回你们十八师要更辛苦。你要从茨岩塘一带主动攻击敌人，狠一点打，又要机动灵活地打，把敌人吸引住，掩护主力南下。”

张正坤站得笔直：“不管困难有多大，不管战斗有多么艰苦，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萧克加了一句：“主力转移成功后，你们就突围会合。”

王震说了最后一句话：“即使十八师打垮了，化装成老百姓也要来追赶主力。”

张正坤有个口头禅，四个“不怕”：不怕敌人强大，不怕环境险恶，不怕疲劳困苦，不怕流血牺牲。

他站在望乡台的隘口上对我们训话的时候，风很大，把他军大衣的下摆吹得啪啪响。三千个人站在下面，有人脚上包着破布，有人枪上缺了零件，有人脸上的伤口还没结痂。但是没有一个人退缩。

“十八师的弟兄们，”张正坤一字一顿，“我们是最后出发的。主力走了，我们不能马上走——敌人盯着我们。我们要把敌人的注意力全吸到自己身上。等主力走远了，我们再突围，追上他们。”

“你们怕不怕？”

“不怕！”三千条喉咙齐声吼。

我也吼了。我吼完以后，不由自主地回头看了看望乡台——那天没有雾，山崖望得很清楚。我突然想，这个地方叫望乡台，等我离开之后，会不会也想家？我没有家。可是茨岩塘，这一年多，好像变成了我的家。

11月下旬到12月初，我们在茨岩塘周边跟敌人周旋了将近二十天。张正坤把他的“游击专家”本事发挥到了极致——今天往东打一下，明天往西放一炮，后天又绕到敌人屁股后面偷袭一把。敌人被我们拖得晕头转向，始终不知道红军主力已经走远了。

12月7日晚上，张正坤把我叫到跟前。

“小石头，”他很少这么叫我，一般都叫“小号兵”，“明天凌晨突围。你跟紧我。”

“是。”

“号在身上没有？”

我从怀里掏出军号。还是那把——田团长送我的那三枚铜钱，我缝在号带子上了。

张正坤看了看那把号，点了点头。“好。明天突围的时候，如果我让你吹冲锋号——你要把它吹得比任何时候都响。这是咱们给茨岩塘告别的号声。”

“师长，”我忽然问了一句不敢问的话，“咱们……能追上主力吗？”

他沉默了一会儿。

“能。”他说，声音很稳，“十八师的人，从不掉队。”

那天晚上，我没有睡着。我坐在营房外面的一块石头上，看着茨岩塘的夜空。天上的星星很亮，跟我老家的星星一样亮。我突然想我爹了——那个蹲在村口樟树下抽烟袋的老头。他如果知道我在这里，他会说什么？他大概什么都不会说。他从来不说。他只在我走的那天喊了一句“石头命硬，摔不碎”。

我现在才明白他为什么喊那句话。他怕我摔碎。他不是不怕我死——他是怕我白死。

我摸了摸腰上的军号。冰凉的铜，温热的铜钱。这把号跟了我两年多了，它吹过冲锋，吹过撤退，吹过困牛山上给一百多个跳崖战友的送魂号。明天，它又要吹了。这次是突围——是给茨岩塘告别的号声。

远处传来一阵低沉的歌声。是土家族的山歌，一个女人的声音，飘飘忽忽的。“扩红一百只要一歇，扩红一千只要一天，扩红一万只要一转。”这是《扩红谣》，茨岩塘的老百姓自己编的。意思是红军战士补充一百，只要歇一口气的工夫；补充一千，只要一天的工夫；补充一万，只要一转圈的工夫。唱这歌的女人大概不知道，她男人已经在三个月前的一场战斗中牺牲了。但她还在唱。她相信只要歌声在，红军就还在。

我把这三句歌词记在心里。记了一辈子。

三

1935年12月8日，凌晨。天还没亮，只有几颗寒星挂在望乡台上空。冷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

三千多人在望乡台集结。张正坤站在一块大石头上，用很低的声音下达突围命令。突然侦察兵跑回来报告：“师长！峡谷口外面，敌人布了重兵，至少一个团！”

张正坤的眉头拧在了一起。望乡台是个窄口，两边是刀削般的悬崖，中间只有一条小路可以通过。如果敌人把机枪架在峡谷口外面的山头上，我们三千多人从这道窄门里挤出去，就成了活靶子。

“分两路。一路佯攻，把火力引开；另一路从左边山脊绕出去。”他顿了顿，“佯攻的人——"

他没说下去。在场的人都明白，佯攻意味着什么。

这时候站出来两个人。一个叫张连长——五十三团的，永顺人，年轻得很，看上去比我也大不了几岁，腰间别着两把大刀，脚上连鞋都没有，赤着脚立在石头上。另一个是老彭，茨岩塘游击队的队长，四五十岁，头发花白，种了一辈子地，扛了一杆鸟铳当武器。

“师长，”张连长说，“我带一班。十二个人，够了。”

老彭也说：“张连长——我们也去。四十多个游击队员，一个不留，都去。”

张连长回头看老彭：“老彭，你们是本地人，拖家带口的——”

“正因为我们是本地人。”老彭的声音很平静，“身后就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堂客，我们的娃崽都在那儿。我们不挡，敌人冲进来，他们怎么办？”

张正坤没再说话。他把自己的手枪解下来递给张连长：“拿着。多带几个人走。”

五十多个人——十二个红军战士和四十多个游击队员——排成一队，朝峡谷口走去。他们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走在最后面的一个人回头看了我一眼。是个游击队员，年纪跟我差不多大，也许还要小一点——又黑又瘦，穿着一件过于肥大的破棉袄，手里攥着一把磨得发亮的砍柴刀。

他朝我笑了笑。那笑容很奇怪，不像是去送死，倒像是去赶场。

我也朝他笑了笑。

然后他们走进雾里了。

枪声很快就响了起来。步枪、机枪、手榴弹，劈头盖脸地砸在峡谷口上。子弹打光了，他们扔石头。石头扔完了，他们拔出大刀——砍柴刀——菜刀——捡起地上的石块和树棍——拿一切能当武器的东西去和敌人拼命。

五十多个人，对抗四千多个敌人。他们撑了足够长的时间。

张正坤咬着牙站在那里，背对着峡谷口的枪炮声。他一字一句地说：“出发。”

大部队从侧面的山路绕出去。我们走在狭窄的山脊上，一边是望乡台的悬崖瀑布，一边是万丈深渊。没人说话，没人回头。我只回了一次头——雾散了一点点，露出峡谷口的情况。崖壁上全是血，不是红旗，是血。

五十多个人的血，浇在望乡台的岩石上，把灰白色的石头染成暗红色，几十年风雨都没能完全冲掉。

四

后来，红十八师转战湘鄂川黔四省十五个县，行程五千余里。我们翻山越岭，蹚河过涧，和追兵打了二十多场恶仗。张正坤总是冲在最前面。他身上的伤越来越多，但没有一次退缩。

1935年12月20日，我们到达湖北咸丰境内。在罾沟渡口，敌人又追上来了。部队急于过河，桥已经被炸毁了，只能徒步涉水。河水冰冷刺骨，急流不时把战士冲倒。

我淌到河中间的时候，一颗子弹打中了我的胸口。

我倒下去——倒下去的时候，手里还攥着张正坤去年送我的那双布鞋。河水漫上来，淹过我的嘴巴和鼻子。我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是张师长在岸上喊我的名字：“小石头——吹号！给后面的同志指方向！”

我拼命抬起手，把军号举到嘴边。水已经漫到了我的脖子，但我还是吹响了最后一段——那是集结号。不是为我自己吹的，是给那些还没蹚过这条冰河的战友们吹的。

号声还没停，我就沉下去了。

黑。冷。安静。

然后我好像看见了田海清团长。他蹲在一棵大树下，正在哼花鼓戏。看见我，他站起来，走到我面前，伸手摸了摸我的头。那只手还是很糙，像砂石做的，但是很暖。

“小石头同志，你的号吹得不错。”

我说团长，我给十八师的人吹完最后一段了。

他说我知道。我都听见了。

我又看见困牛山上的那一百多个战友。他们站在悬崖边上，背对着夕阳，每个人脸上都有那种跳崖前奇怪的平静。陈世荣站在最边上，手里攥着那把后来被他藏在崖壁上的军号。他朝我点了点头，好像是在跟我打招呼——又好像是在跟我说：你终于来了。

我看见那个扑倒在地上让红军开枪的老汉。他蹲在黑滩河边，正在洗脚上的泥。他抬头看了看我，笑了一下。笑得很浅，很淡，像困牛山早晨的那层薄雾。

我看见吴大叔坐在他的茅草屋门口，又递给我一碗苞谷粥。他说红军崽，吃。他旁边的竹篓里放着那两块银圆——就是我离开时他硬塞给我的那两块。

我看见杨大嫂站在木黄村口，还披着那件破棉袄。她手里还攥着那截腊肉——腊肉早就没了，被我路上吃光了。但她好像不知道——她只是站在风里，等我回去吃她杀的那头猪。

我看见冉隆昌爬上土地庙的庙顶，把那面红旗塞进水晶宫的木梁缝里。月光照在他脸上，他的表情严肃得像在完成一件天大的事情。符治义拄着拐杖站在土地庙的墙角下，看着墙上的《十大政纲》，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念到第七条的时候，他的手还在抖。

我看见张正坤师长骑在那匹黑马上，朝着罾沟对岸挥了挥手——他在招呼后面的队伍跟上。他转过身来，好像往水里看了一眼，看到了我。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然后他拉转马头，消失在河对岸的晨雾里。

我看见最后一个人——是那个拿砍柴刀的游击队员。他还是穿着那件过于肥大的破棉袄，站在望乡台的峡谷口。雾很大，他的身影已经很模糊了，像一截快要烧尽的蜡烛。但他还站在那里。

他在等我。

他说过他会回来的。他确实回来了——只不过用了九十年。

五

红十八师后来终于追上了主力——在1936年1月9日，贵州江口磨湾。出发时三千多人，到达时六百余人。张正坤师长带着这六百多人出现在贺龙面前的时候，贺龙的眼眶红了。

萧克紧紧抱着张正坤说了一句：“你们是最后一支走出来的队伍。你们把根留住了。”

红十八师缩编为一个团，继续长征。他们翻雪山，过草地，走到了陕北。那部五瓦电台一直跟着他们，是黎东汉——电台队长——用命护着走完了全程。

张正坤后来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关进了上饶集中营。1941年越狱时中弹牺牲。他没有看到革命胜利，但他带出来的那六百多个人——他们是“最后出发”的人——看到了。

五十二团团长樊孝竹在马阻岭突围时牺牲。五十三团政委余立金多次负伤，是战士们用担架抬着他完成了突围。参谋长刘风被炮弹削掉了三根手指，用绷带一裹说“少三根不妨碍指挥”，继续带着部队往前走。

张连长、老彭、那个在望乡台峡谷口回头的拿砍柴刀的游击队员——没有成为将领，没有留下供后人辨识的姓名。他们融进了望乡台峭壁上那面暗红色的石壁里，融进了茨岩塘每一滴从瀑布上摔下来的水珠里，融进了龙山一万六千个参军者的姓氏和面孔里。

而在龙山——他们的家乡——老百姓一直在等他们回来。1949年解放的时候，望乡台下、茨岩塘街上、龙家大屋门口，多少老妈妈拄着拐杖等在那里。她们从1935年等到1949年，等了十四年。有的等到了部队经过，在队列里疯狂地找那张十四年没见的面孔；有的什么都没等到，只等来一封通知——“某某同志已于某年某月某日在长征途中光荣牺牲”。

更多的，连通知都没有。一个人走出去了，就再也没有任何音讯。家人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不知道他埋在哪里，不知道他临死前有没有想起过家乡的糯米粑粑。

一万六千个龙山儿女。回来了几个？

我把这些话写进来的时候，手在抖。不是因为冷，而是因为我突然意识到，我写下小石头这个人物，不是为了创造一个不存在的红军战士——恰恰相反。小石头一直都在。他是那一万六千人中的一个。他是困牛山跳崖者中的一个。他是望乡台阻击者中的一个。他是罾沟渡口沉下去的那一个。他是南腰界土地庙前宣誓的那一个。他是所有来不及留下名字就走完一生的红军战士的总和。

小石头从来不是虚构。小石头是最真实的真实。

尾声：望乡台

返程后，我又去看了姚家大屋的兵工厂旧址，看了杨家大屋的红军医院，看了甘露坪——原来叫赶鹿坪村，红军走后老百姓把村名改成了甘露，意思是“红军带来的日子像甘露一样甜”。

然后我一个人去了望乡台。

望乡台。我曾经无数次路过这里。

站在望乡台的悬崖边上。瀑布在脚下轰鸣，水雾弥漫。大灵山余脉在天边一层一层地铺开，墨绿到淡青，淡青到灰白，灰白到天。那座刻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最后出发地”的纪念碑在阳光下闪着淡白的光。

我把笔记本合上，放在崖边的石头上。风很大，纸页哗哗地翻。我站在雾气里，看着八十多年前小石头站过的那块石头，看着张连长和那五十多个人走进雾里的那个峡谷口，看着黑滩河的方向——困牛山方向——木黄方向——南腰界方向。

我想起了好多事。想起困牛山上田海清额头上那颗子弹，想起虎井沟百余名战士砸枪跳崖的瞬间，想起吴大叔那碗烫嘴的苞谷粥，想起木黄水府宫天井里贺龙的手掌，想起杨大嫂那截腊肉，想起南腰界那匹马狠狠打的一个响鼻，想起冉隆昌揣着红旗爬上土地庙水晶宫的夜晚，想起符治义在蚂蟥山上死死攥着旗杆不松手，想起张师长站在望乡台上说的那四个“不怕”，想起那个拿砍柴刀的游击队员走进雾里之前回头对我笑。他笑的样子，我看着看着，就在水里沉下去了。

然后我想起那面红旗——被藏在土地庙顶的水晶宫里，藏了十几年。冉隆昌每隔几天夜里摸到庙前，远远看着——看庙还在、墙上的字还藏在黄泥巴底下、红旗还在。这成了他活下去的全部理由。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革命胜利，但他知道红旗不能丢。

我对着峡谷深处，轻声说：“小石头，回家了。”

风从谷底卷上来，吹得满山的树哗哗地响。水雾和阳光混在一起，在悬崖上画出一道浅浅的彩虹。

在那道彩虹的尽头，我恍惚看见一个人——一个穿着灰色军装的孩子，个头不高，腰上别着一把铜号，正沿着峡谷口往外走。一步，一步，走得很稳。

他背对着我举起了军号，吹出最后一个音。

然后山谷就空了。只剩下瀑布声，和风穿过松林的低鸣。

远处，田发奎在按喇叭，催着该走了。我捡起笔记本，把铜号复制品揣进怀里。转过身，往山下走去。身背后，茨岩塘的山在天光里一片澄明。

我想起自己在本子上写过的那句话：红军没有走不完的路。那些走过这条路的人，真的走过。

张正坤的四个“不怕”还在望乡台上飘着。小石头的集结号还在山谷里转着十八个弯。那面红旗从水晶宫里被取出来的时候，颜色淡了些，但镰刀斧头还在。

我想起冉隆昌——他从庙顶跳下来之后，在深山老林里躲了十几年。他身边没有战友，没有组织，不知道革命还有没有希望。但每隔几天夜里，他会徒步走几十里山路，摸到土地庙附近，远远地看一眼。看庙还在不在，看那面被黄泥巴糊起来的墙有没有被人动过。看完之后，他再转身走回黑暗里去。靠着这一眼，他撑了十几年。1953年，他重新爬上庙顶，从水晶宫里取出了那面完好无损的红旗。红旗保存得太好了，好得让人不敢相信它在黑暗中独自等了那么久。

我想起符治义——他在蚂蟥山上腿中两弹之后，把打烂的旗子叠好，藏进山间石头缝里。做好标记之后，他一瘸一拐地爬出了战场。后来几十年，他逢人就说那面旗的故事。他说：“人能死，红旗不能倒——这是我们部队的规矩。”

我想起我在困牛山“看见”小石头的时候，他回头看了我一眼。他看的不是我——他看的是我身后站着的田海清团长，那是一个不存在于现实中的视线交换。但现在我明白了——他看的也不是田海清团长。他看的是每一个活到今天的中国人。

“革命已胜利，英雄可归乡。”这是后来人刻在望乡台石碑上的话。

小石头，你的家在这里。一万六千个龙山儿女的家在这里。张连长和老彭的家在这里。田海清团长的魂在这里。你在黑滩河的冰水里沉下去九十年了。今天，我带你回来。

我把那把铜号复制品放在望乡台的崖边上——对着瀑布，对着峡谷口那面暗红色的石壁，对着九十年没有散去的雾。风很轻，号身安安稳稳地躺在石头上。

九十年了，号声还在。

（全文完）

写于2026年8月，龙山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

——谨以此文，献给那一万六千个从龙山走出去的年轻人。

作者：张军

责编：朱柯源

一审：刘寒蓉

二审：周娇

三审：张军

来源：龙山县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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